易中天《模范监狱》:“法政救国”缘何凋零

摘要: 法治理想主义者之死,实际是死于不受制约的权力运作体系,以及此下埋伏的人性之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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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6月12日,易中天首部话剧《模范监狱》媒体见面会。

图/视觉中国


易中天《模范监狱》:“法政救国”缘何凋零

文 | 苏横

(媒体人)


近代以降,洋务运动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宣告破产,先进的中国人普遍意识到,中国的落后不只是船坚炮利的器物层面,而且是全方位的落后,特别是制度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。因此,与“科学救国”“实业救国”一道,“法政救国”也成为当时不容忽视的社会思潮和行动。但由戊戌变法经清末新政和民国肇造后的种种努力,“法政救国”仍不免悲剧式凋零的命运,令人唏嘘。个中缘由除了当时内忧外患、时局不靖等外部因素,也有中国社会肌体的自身原因。


易中天先生的话剧《模范监狱》,就是对上述内因的舞台化展示。简而言之,作为“人治”工具的法制与作为“人治”对立面的法治之间的PK,以及它们在近代中国上演的宿命,成为该剧矛盾演化、情节展开的主轴。


《模范监狱》的故事发生在1936年秋,“九省通衢”的武汉。当时,当局为“安内攘外”而提倡的“新生活运动”已推行两年半。为展现运动成果,国民政府决定评选模范监狱以供友邦记者团考察,并派特派员前往指导。武汉监狱负责人闻讯,紧急组织犯人强化训练以谋封赏。岂料不堪教化的“学员”洋相百出,监狱里贪赃枉法的现象反倒暴露出来。更让人不解的是接连来了三个特派员,他们有真有假,还有人身份暧昧、来路不明。于是歌声之后枪声响起,血案之后冤案发生。


就价值观方面而言,法治最基本的含义有二:一是制定的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,“国王也在法律之下”;二是制定的法律应当是良法,“恶法非法”。因此法治的养成,还需要违宪审查等具体制度的确立,需要其他诸如民主、宪政、共和等制度支撑,以及自由、权利、责任、公平、正义等精神滋润。但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,“百代犹行秦政制”,法制是人治之下权力专制的工具,权力大于且高于律法,律法需随时服从于权力;一旦把字面上的法律当真,就难免吃亏,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。


话剧《模范监狱》 海报


“典狱长是党国的面子,看守长是党国的骨子,假特派员是党国的影子,真特派员是党国的镜子。”审视《模范监狱》不难发现,监狱名义的二把手看守长、假特派员和名义的一把手典狱长、真特派员四个角色,恰好演绎了中国传统人治之下的法制和现代法治模式的争斗,而故事的结局则深刻展示了法治理想主义的慷慨悲歌。


看守长是前清司法和政治腐败的嫡系传人,他的祖父就是前清时代的狱卒,因此他也是黑白两道通吃,分赃严格按照权力大小照顾方方面面,平时深藏不露,在关键时刻又心狠手辣杀死了真特派员,并能处变不惊,迅速掌控局面。


与看守长类似,假特派员奉行的唯利是图,点子多、脑子快,创意层出不穷,成为整部剧情节跌宕起伏的关键人物。不过“机关算尽太聪明,反误了卿卿性命”,在分赃之后,他仍然难免一死。


可以说,看守长和假特派员是中国传统政治和法制中“滑吏”的典型。他们实际上不择手段地玩弄政治和司法权力。读懂了他们,也就读懂了中国政治传统中最丑恶、也是最有效的部分。


与此相反,典狱长早年毕业于法政学堂,风度儒雅,曾是法治理想主义者。但在大环境下,他不得不与看守长同流合污、俯首帖耳。不过当事件的发展突破了他的道德底线时,他心中的良知被唤醒,并最终评价真特派员“是个清官”,并出资加以安葬。


与典狱长的法治观相契合的真特派员出身富家子弟,留洋归来后一身正气,他的出现让监狱的黑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;他对“新生活运动”的主旨把握一气呵成,对民权、民主、民生的演绎淋漓尽致,并唤醒了犯人的良知,也因此逼得维护潜规则的看守长绝地反击,一口咬定他是共党而最终殒身。


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定论:典狱长和真特派员,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现代化中“法政救国”的典型人物,当时秉承这一思想并身体力行者绝不在少数。仅以笔者手中的民国二十五年(1936年)修《续平度县志》为例,该书收录了自清末废除科举至1936年间(恰好是该剧表现的时间段)平度县的学堂毕业生共300人。据笔者统计,其中明确记载有71人学习法政,所占比例高达23.7%,由小可以见大。但“法政救国”最终仍未渗透入中国社会内核,却与之维持着“油是油、水是水”的状态,并影响至今。这究竟是为什么?


但“法政救国”最终仍未渗透入中国社会内核,却与之维持着“油是油、水是水”的状态,并影响至今。


良好的制度获得生长,需要合适的土壤、阳光和水分。除了该剧展示的中国传统政治司法的腐朽与落后,阻碍“法政救国”实现的,还包括支撑上述传统政治司法运作的人性中丑恶的部分。这在《模范监狱》中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。比如,众多囚徒前一秒钟还为真特派员的义正词严而感动,后一秒钟则在看守长的枪口下迫不及待构陷真特派员越狱。这是对人性中丑恶一面最有力的鞭挞,特别令人警醒:那些曾经秉持“法政救国”思想的理想主义者,在面对中国现实时,千万不要被人性之恶俘获,要警惕那些企图蘸人血馒头者。


当然,编剧还是给人性留了一个小小的后门:对于死去的真特派员,众人在抬走他的时候,还有一丝的悲悯:两个妓女在他尸体上放了绢花,而书生气未泯的典狱长还有点激动,称赞特派员是清官。


但是,这一切都无法挽救一个法治理想主义者的生命——换言之,法治理想主义者之死,实际是死于不受制约的权力运作体系,以及此下埋伏的人性之恶。要拯救法治理想,不仅需要全面的制度建设,更需要唤醒人性中向善的因素,并与之形成合力,此外还需要一些运气,方有希望。而这恰恰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讨论罕至之处。通过制度建设挽回道德人心、改良社会土壤,从而在避免先进制度“硬着陆”的同时,摆脱陷入专制主义者的道德话语陷阱,仍是关心中国社会转型者所需要直面的问题之一。


在专制了数千年的土地上,时间埋葬不了太多假恶丑,自由之花也总上演“播下龙种、收获跳蚤”的悲剧,但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,在尚未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当下,“屡战屡败”的“法政救国”仍需要当代中国人“屡败屡战”,特别是在逆风飞扬的时候。因为,昨天的故事毕竟有着今天的寄托,而明天终究也将成为未来的历史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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